幽冥号和恐怖号的发现再度燃起了人们对北极探险史的兴趣，失踪多年的约翰·富兰克林探险队尤其令世人好奇。考古学家对两艘船的搜查尚未结束，就有分析家迫不及待地剖析搜查结果有何深意了。1848年，富兰克林的队员们抛弃了遭遇冰封的船只，在威廉王岛西北岸登陆，留下了一份仅一页篇幅的记录。先前的搜寻者是否误读了那份记录？是否有船员再度回到船上？他们是一路向南漂流，还是主动驾驶着一艘或两艘船航行？这一点要义为何？“富兰克林迷”们渴望知晓这些问题的答案。

另一方面，有些思想家认为，一味聚焦此事，“深陷富兰克林灾难不能自拔”，扭曲了我们对探险历史的认知。阿德里安娜·克拉丘恩在《撰写北极灾难》中指出，富兰克林对北极探索的贡献微乎其微。她质疑讴歌“英国人一次失败的探险”是否明智，“那次探险的发起者的本意，就是炫耀英国人的科学完胜因纽特人的智慧”。

《寻找西北航道———一部不为人知的北极探险史》（以下简称《寻找西北航道》）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开启了一段航程。这是一场探索之旅。已故作家皮埃尔·伯顿用他那部《北极圣杯》建立了一个起点，一个已知的过去方位。但自从该著作在1988年出版以来，近三十年过去了。要在这波涛汹涌的怒海中确定我们当前的位置，就必须把我们自那时起所知的一切纳入考量———例如气候变化，以及因纽特人的口述历史。伯顿笔下的历史始于1818年英国皇家海军的一项提议，这表明他接受正统的英国叙事框架。自《北极圣杯》问世以来，无数加拿大作家提请世人注目因纽特人的贡献。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试图把那些人物纳入一部全面的北方探险编年史中。

为《寻找西北航道》做研究的这些年，我走访了苏格兰、英格兰、塔斯马尼亚、挪威和美国。我曾有幸与因纽特历史学家路易·卡穆卡克一起行走在北极那片疆域。自2007年起，每年夏天我都会作为史料顾问，跟随加拿大探险旅行社在西北航道上航行。在船上，我如果不需要演讲，就会跟一些因纽特文化主义者学习，包括政治家塔珈克·柯利、律师兼活动家阿尤·彼得和音乐唱作人苏珊·阿格鲁卡克。我的同伴里还有考古学家、地质学家、鸟类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历史学家和野生生物学家。在航行中，我总是沉浸在关于气候变化、探险旅游以及谁控制了西北航道这些问题的激烈讨论中。

整个航程中，我最爱的莫过于探访历史遗迹。有一次，我们在布西亚半岛附近的一个海湾看到了一座巨大的堆石标，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当年随加拿大探险家亨利·拉森航行的一个厨子的坟茔。还有一次，我们在格陵兰海滨考察了伦斯勒湾，那是伊莱沙·肯特·凯恩陷入冰区，度过两个寒冬的地方。早在开始这些航行之前的1999年，我曾和几个朋友一起远赴北地，找到了探险家约翰·雷伊于1854年建起的一座堆石标，我们拖着一块笨重的纪念牌，行走在那茫茫沼泽和冻土上。

那次经历让我至今难忘。但我也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跟随加拿大探险旅行社探访比奇岛的情形。1846年，约翰·富兰克林在最后一次探险中把首批死去的三位队员埋在那里。我们乘坐一艘快艇上了岸，站在那里，凝视着那些墓碑，一位风笛手吹奏起《奇异恩典》，大片的雪花缓缓飘落，触到地面就融化了。我被所闻所见感动了———悠扬的风笛声中，天地苍茫一片。然而即便在阅读木板（即那些原件的复制品）上的文字之后，更让我震惊的，却是我没有看到的东西———那里已经没有冰了。

快捷探险号, 今名为海洋探险号, 是一艘频繁往返于西北航道的远航客轮。

那时我正在写《极海竞赛》，知道我们到达比奇岛的日子要比凯恩1850年到达的日期晚两周。然而就在他的船陷入浮冰中动弹不得、他在冰雪中辗转挣扎才蹒跚上岸的地方，我却只看到了流动的海水、光秃秃的岩石和碎石坡。我站在富兰克林探险队的三座坟墓所在之处，意识到气候变化让一部数百年的传奇戛然而止。那些19世纪的北极探险故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它们成为不可取代的试金石，让我们得以比较和对照、倾听和理解西北航道娓娓道来的故事。

就文风和结构而言，《寻找西北航道》更像文学而非论著，更重叙事而非分析———不过，的确，我决意把北极探索的故事拽入21世纪。登上比奇岛之前那十年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研究和撰写北地探险史。然而我仍然会遇到一些人坚信约翰·富兰克林才是“西北航道的发现者”。在20世纪，就连一些加拿大历史学家也会步英国同行的后尘去创造一种“正史”，其高潮既不是阿蒙森凯旋的西北航道之行，也不是推动这位挪威探险者航海成功的雷伊海峡的发现，而是富兰克林1845年的不幸远征。

比奇岛上的墓地。远处的三块墓碑都是复制品, 上面标注说它们是在约翰·富兰克林率领的最后一次探险中首批去世的三人之墓。近景中是英国皇家海军调查者号军舰上的托马斯·摩根之墓,他于 1854 年在这里去世。

“正史”不情不愿地首肯了它无法完全忽视的非英国航海家们的贡献———阿蒙森、凯恩和查尔斯·弗朗西斯·霍尔等。然而它继续对另一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著作———彼得·C.纽曼的《探险家团队》———中的突出人物视若无睹，他们是凭借与原住民合作而做出巨大贡献的毛皮贸易商探险家，包括塞缪尔·赫恩、亚历山大·马更些，以及因纽特口述历史的首位伟大拥护者约翰·雷伊。雷伊是一位无与伦比的伟大探险家，而在约翰爵士的遗孀富兰克林夫人领导的运动之后，他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讽刺的是，因为策划了一场彻底改变加拿大北方列岛版图的北极搜救，她也在本书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21世纪的我们需要对北极探险展开更加包容的叙事———能够涵盖被忽视的探险家和被遗忘的原住民的叙事。我希望能在《寻找西北航道》中为那些无名英雄树碑立传。当然，富兰克林、詹姆斯·克拉克·罗斯和威廉·爱德华·帕里等英国海军军官在世界之巅追求荣耀的道路上历尽饥饿与艰难险阻，往往还要面对牺牲的危险，然而绝非只有他们如此。《寻找西北航道》认可了毛皮贸易探险者的贡献，承认了甸尼人、欧及布威人、克里人以及最重要的，因纽特人的贡献，因纽特的图勒人祖先在加拿大北极地区居住了近千年。如果没有因纽特人，约翰·富兰克林的船至今仍然静静地沉在北冰洋底，无人问津。